数字经济能否降低碳排放强度？中国研究为非洲绿色转型提供新视角

数字经济能否降低碳排放强度？中国研究为非洲绿色转型提供新视角

全球气候治理正进入关键十年。中国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承诺，使其城市成为检验数字化与减排协同效应的天然试验场。近日发表于《人文与社会科学通讯》的一项研究，利用2010—2019年中国249个城市的面板数据，系统考察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核心结论是：数字经济发展确实与碳排放强度下降有关，但这种关系并非简单的线性递减，而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和技术代际差异。

关键发现：非线性与区域分化

研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非参数加性模型，识别出数字经济与碳排放强度之间的复杂关联。全国层面，数字经济整体上降低了城市碳排放强度。分区域看，东部和中部城市呈现出一致的下降趋势，而西部城市则表现为倒U型——数字化初期碳排放强度可能上升，跨过某个阶段后才开始下降。

研究进一步区分传统数字经济与新一代数字经济。传统数字经济主要指互联网基础设施和信息化应用；新一代数字经济涵盖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前沿技术。结果显示，新一代数字经济在东部、中部、西部均展现出更广泛、更稳定的减排效果，而传统数字经济的环保绩效则在不同城市间差异明显。

发展逻辑：效率提升与技术代际跃迁

数字技术为何能减少碳排放？核心机制是效率提升。数字平台优化物流调度，智能电网精准匹配供需，数字化还推动产业向知识密集型升级，这些结构变化天然降低单位产出能耗。但倒U型关系的出现说明数字化并非“一启动就减碳”。数据中心建设、电子设备制造与废弃本身伴随碳排放。在工业化初期，大规模铺设数字基础设施可能推高能耗。只有当数字技术深度渗透生产流程并开始替代高碳要素时，减排效应才会显现。因此，发展阶段和区域禀赋至关重要。

对非洲的意义：跨越数字高碳栅栏

非洲是全球数字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移动支付、电子商务和远程服务正在重塑经济版图。与此同时，非洲仍面临电力缺口和基础工业薄弱的挑战。中国研究的最大启示在于：数字化与低碳化不是天然协同的线性过程，而是取决于基础设施建设方式和技术路径选择。

非洲国家在启动大型数字基建时，可以主动将可再生能源设计为电力主要来源。例如，撒哈拉以南的太阳能资源为数据中心供能，既降低运营成本，又避免碳锁定。换言之，非洲有机会利用后发优势，直接铺设绿色数字底座，跳过中国西部地区曾出现的倒U型上升段。

区域发展：AfCFTA框架下的绿色数字标准

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正在推动跨境数字贸易。若各成员国为吸引投资而竞相降低环保标准，可能导致区域碳泄漏。中国东部、中部、西部间的差异提醒非洲：统一绿色数字标准架构比各自探索更有效率。区域组织可借鉴中国经验，在数字经济统计、碳排放核算和数据共享机制上提前协同，为跨境数字供应链奠定绿色规则。

未来五年到十五年：绿色数字增长极

未来10到15年，非洲青年人口将达到历史峰值。如果数字化教育与新一代技术培训普及，非洲有望形成以绿色数据服务、智慧能源和低碳物流为核心的产业集群。中国研究中“新一代数字经济更稳定减碳”的结论暗示，非洲不必照搬传统信息化老路，而可以直接投资人工智能、物联网和区块链溯源等前沿技术，用于可再生能源管理和跨境贸易。

当然，这需要政策连贯性和持续基础设施投入。非洲国家还需警惕数字殖民式的数据流外流。只有建立自己的数字能力和绿色技术体系，非洲才能真正把人口红利转化为可持续增长动能。

关键节点判断

对于非洲而言，这项中国研究的意义不在于提供现成经验，而在于揭示一个根本性选择：数字化进程的碳轨迹并非注定。非洲可以成为全球第一批将数字基础设施直接建立在清洁能源之上的大陆。这一选择若能在未来十年内付诸实践，非洲大陆不仅不会沦为“高碳数字时代”的尾随者，反而可能成为全球绿色数字增长叙事中的关键节点。

参考来源

该研究“Does digital economy reduce urban carbon emissions intensity in China? New perspective on a nonparametric additive model”发表于《人文与社会科学通讯》2026年第13卷，原文链接：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99-026-08620-y